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民间传说“龙抬头”的日子，北方许多地区都在这一天举行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，其中尤以庙会最盛行。庙会最突出的特色便是摆满集市的各种泥娃娃。一般制作泥娃娃的人家都是祖辈传下的手艺，为了准备大量在庙会上出售的泥娃娃，他们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准备。
先是用泥作模，捏成各种形态的娃娃，接着是烧制，最后是上色描绘，有的非常讲究的泥娃娃头上还有头发，梳成各种发型。
这一天来赶集的人们一般都要买几个泥娃娃回家。
这在当地叫“拴娃娃”，有“祈福、纳祥、求子”的美好寓意。
有人指出，拴娃娃的原型应是始于唐代的“化生”之俗。
唐薛能《三体诗语》引《唐岁时纪事》：“七夕，俗以蜡作婴儿形，浮水中以为戏，为妇人宜子之祥，谓之‘化生’。
本出西域，谓之‘摩喉罗’。
”可知这种用来求子的男偶原先是用蜡制，其行事方式则是于农历七月初七夜晚把它放在盛有清水的器皿中，谓之“化生”。
揣摩“化生”之义，既有期望这个蜡偶能变化孳生为求孕者肚里的男婴之寄托，也是因为蜡有易熔化的特性。
至于非得要在七夕行事，又该联系唐人拜月的风俗来考察，唐人拜月多为女子，所拜目的亦多为求偶、乞巧、乞子、盼团圆之类，而在古代神话中，生下十二个月儿的月神常羲（一说就是嫦娥的原型）兼有生殖女神的职司，所以在七夕弄“化生”也就有了托庇月神保佑生男的意味。
这种始于唐代的乞子方式，到宋朝时已演变为七夕的岁时风俗事象之一，用来“化生”的男偶也从蜡制改为泥塑，于农历七月初七前便大量上市，如宋金盈之《醉翁谈录·七夕》记：“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，端正细腻，京语谓之‘摩喉罗’。
小大甚不一，价亦不廉。
”也有叫“磨喝乐”或“巧儿”的，如宋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称：“磨喝乐，南人目为‘巧儿’，今行在中瓦子后市街、众安桥卖磨喝乐最为旺盛，惟苏州极巧，为天下第一。
”据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等宋代风俗史料称，士庶人家购买这种塑制精美、“价亦不廉”的名叫“摩喉罗”的土偶，并非供小孩当玩具，而是作为“时物”赠送，可知它的用途还是借助月神的赐福而祈生男孩，后世的拴娃娃或送娃娃的风情，自然又是这种“时物追陪”习俗的进一步演变了。
还有人认为拴娃娃习俗源起于明代中叶崇信道教的热潮，特别是王母娘娘、泰山娘娘（碧霞元君）、金花娘娘、天后娘娘等一系列女神宫观的兴筑和拓建，其形象塑造和事迹神通均从世俗生活中来，遂有“送子”、“保生”等法力附会其身，拴娃娃的习俗就是从这类传说中产生并流传开来的。
综观各地方志史料中关于拴娃娃之俗的记载，有时间可考者基本不前于明代，除了早已东土化的“观音娘娘”外，所谓“娘娘庙”多属道教的神祇系统，足资佐证。
至于有些佛寺也有拴娃娃的活动，可能与投俗信所好有关，同佛教本身的经义或传说则毫无关系。
从上述诸说可知，拴娃娃的源头何在，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它与神话传说、宗教信仰、祈子心态乃至时代思潮等，似乎都有牵丝攀藤的关系，惟各家说法所引资料的相互之间是否有传承或演变的联系，尤属欲溯其“源”必先辨其“流”的关键所在。
看来这一谜底的解开，还有待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。
山东胶东有的地方到土地庙去抢娃娃，娃娃是纸扎的，更多的地方是拴泥塑的娃娃。
山东聊城有娘娘庙、观音庙，案前也有许多泥娃娃，或坐，或爬，或跳舞状。
皆男性，有“小鸡儿”（男根）。
不育妇女来求子时，选一个“好看”的泥娃娃，以红线拴住脖子，“随即把娃娃的‘小鸡’掐下来，带回家喝口水把它吃下，这便认为把娃娃给拴来了。
如果从此怀了孕生下孩子，便说是蒙菩萨奶奶赐给的。
”河南淮阳三月三时，已婚未育妇女要在庙会上买几件泥娃娃，供在人祖奶奶（女娲）像前，或者挂在人祖奶奶身上，称“拴娃娃”。
认为这样妇女生的孩子才健康。
民国《续安阳县志》记载一首题为《拴娃娃》的民歌：“一个大姐三十九，十月十五（嫁期也）有盼头。
手拿金缕线，走到娃娃殿，进去娃娃殿，先拴娃娃头。
孩儿啦孩儿，随娘走，咱住东庄大西头。
高门台，起门楼，门东边狼牙村，门西边流水沟，一个狂犬不下口。
你娘住的三间堂楼上，鸳鸯席子鸳鸯炕，你爹枕的兔儿龙吃草，你娘枕的狮子滚绣球。
烧饼麻糖尽孩儿吃，羊肉包的顺嘴流；铃儿八仙帽，还有大虎头。
”（注48）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。
山东梆子有传统剧目《拴娃娃》，叙结婚五年没生孩子的于二姐和半百无子的刘庆图，都偷偷到娘娘庙里拴娃娃，两人碰巧拴了同一个娃娃，引起了一场可笑的争执。
拴娃娃的民俗事象如今已经少见，但其变态形式则依然盛行：许多新婚人家往往要在洞房婚床上放一个塑料制作的裸体小男偶，隐藏在其中的求嗣心态则与拴娃娃一脉相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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