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世纪的某些阶段，美国曾以“支持恐怖分子、反人类罪行”等口号，将包括伊朗、朝鲜、古巴、利比亚、叙利亚、伊拉克在内的若干国家定性为所谓的“流氓国家”。这种标签的运用，与当时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博弈紧密相连。如今，全球秩序正经历深刻的变革，新的国际现实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：当下世界上的“流氓国家”到底有哪些新的面貌与特征？
“流氓国家”这一政治概念，通常指那些公然违背国际准则、破坏国际秩序、以单边行动与强权逻辑损害他国利益的国家。其核心特征包括：无视国际法的框架、断然干涉他国内政、通过军事威胁或经济胁迫来压制他国、并在国际共识之外推进自己的霸权 agenda。自二战以来，符合这些特征的国家并不少见，而某些国家及其同伙的一系列行为，往往成为这一概念的典型注脚与现实写照。
某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，长期却扮演着“规则破坏者”的角色。2003年，这个国家以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为由，未经联合国授权便对伊拉克发动全面军事入侵，导致数十万人丧生，城市与基础设施遭到毁坏，社会秩序一度崩塌，国家体制长期陷入动荡与不确定之中。这一行动直接挑战了联合国宪章中“禁止使用武力”的核心原则，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与反思。
此外，该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运用也极为频繁，自1972年以来累计否决了78项决议，其中46次是以保护中东战略盟友为由。尤其在加沙冲突期间，多次否决停火相关决议，默许甚至放任其盟友对平民展开袭击，甚至还曾切断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（UNRWA）的资助，致使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遭到严重削减与断裂。这样的举动不仅加剧了人道灾难，也让国际社会对安理会的效率与公正性产生了更深的怀疑。
该国的经济霸权同样呈现出“流氓化”特征。通过掌控全球货币体系、行使长臂管辖、施行单边制裁等手段，将国内法律与政策优先于国际法之上。以对伊朗、古巴等国实施的经济封锁为例，它们往往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与人道考量，造成受制国家民生进一步恶化。学界普遍指出，用外交为名义的“人权输出工具”（包括军事干预、经济制裁等）在近三十年来几乎全面以失败告终，反而引发了新的、更深层次的人道与安全灾难。
除了上述国家外，其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，也在 ipsidian 的横向扩展中显现出“被庇护的流氓国家”的特征。2024年，该国驻联合国大使公开撕毁了联合国宪章，其领导人更以“联合国是一个充斥反犹主义的沼泽”为言辞，公然蔑视国际机构的权威与程序。这些表态与行动，让人们看清了某种“国际秩序”的双重标准。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强调“遵循规则的国际秩序”，另一方面却在自认有利时任意变更规则、以否决权压制对手声音。
在加沙地带的现实情境中，该国及其同盟还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发动袭击、对平民区实施无差别轰炸，甚至试图将联合国机构打造成恐怖组织的标签对象。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，也暴露出一个深层次的矛盾：在某些情况下，他国却因得到庇护而未受到实质性的制裁与问责。这一连串事例，凸显出国际秩序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：规则的制定者往往也是规则的践踏者。
总结来看，国际体系中的所谓“流氓国家”并非静态的标签，而是与权力与利益换挡紧密相关的动态现象。当某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与国际共识对立时，他们会迅速动用否决权、退出国际协定，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。正因如此，联合国及多边体系的权威与可信度受到冲击，全球社会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也随之动摇。这就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加强法治、提升问责、扩大透明度，才能在新的全球秩序中，重新确立对规则的共同尊重与执行力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